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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日本送外卖:时薪 100 元,骑车穿过整座城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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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辆自行车,一个黑色保温包,他们带着食物在城市里穿梭。

家住东京板桥区的于傲思算是最早在日本做外卖员的中国人之一。

2018 年 11 月,25 岁的于傲思从上一份工作中辞职,为缓解经济压力,他打算在找到新工作前做一份零工。那时候,东京街头巷尾的传单、广告牌、自家邮筒、甚至手机邮件,铺天盖地全是 Uber eats(日本最大外卖平台)的广告。

通过传单上的联络方式,于傲思火速报名并参加了 Uber eats 的东京说明会。一个多小时后,他拎着印有绿色 “Uber eats” 字样的黑色外卖包,正式成为了外卖员。

受新冠疫情影响,向来冷清的日本外卖业突然火爆。2021 年,Uber eats 的外卖员人数突破了 10 万,以覆盖 35 个都道府县、10 万多家的餐饮店的规模,超越日本本土外卖平台 “出前馆”(约 7 万家店铺,2 万名配送员),成为了日本外卖的代名词。今年 1 月,各大外卖平台的用户数也已达到 902 万,相比一年前增加了三倍,送外卖成了热门职业。由于操作简单时薪偏高,这份工作更成了不少在日中国人打零工的首选。

“是个人、懂日语就要”

在于傲思的记忆里,2018 年,Uber eats 公司开始在日本大规模扩张,因此成为 Uber eats 的外卖员非常简单,几乎 “是个人、懂日语就要”:“先给我们讲了公司的运作流程,接着让我们用软件注册,签电子合同,教了我们抢单、送达的操作,再给一个外卖包,就可以出去送餐了。”

于傲思告诉液态青年,和中国不同,Uber eats 对外卖员的交通工具没有任何要求。“想开车、骑摩托的话,需要一年以上的驾龄。自行车没有要求。” 于傲思一直没有自行车,成为外卖员后,他一连租了好几个月的共享单车,“Uber eats 有规定,骑自行车接到的单子,从出发到客人家里,导航距离不会超过 5km。像我们这种非全职的,一般用自行车。”

派送的流程很简单 —— 先在 app 上线,系统会自动派出订单,显示餐厅与订单内容,骑手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接单。接单后,系统会导航到餐厅,而只有取餐成功后,外卖员才会得到去往目的地的具体导航,并得知距离。

“和国内的外卖派单系统不同,Uber eats 一次只能送一单,你可以在送第一单的时候再接一单,但也只能第一份送餐结束后,才能知道第二家餐厅的位置。而且只要接了单,非特殊情况不能取消。” 于傲思说。

虽然送餐效率不算高,但每一单的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:Uber eats 的一单基础收入是 300 日元(约合人民币 18 元),随后会根据距离递增,每公里增加 100~150 日元左右,所以骑自行车平均一单下来可以赚 400~600 日元(约合人民币 24~36 元),要是碰上恶劣天气或者节假日,系统会为在原有订单收入上再乘 1.2~1.5 倍。

通常,于傲思会在午饭时间段(11 点至 15 点)在自家附近上线,然后接 3~5 单,这样一般不会离开板桥区,结束时能快速回家。然而,真正吸引他的并非每单加成,而是 Uber eats 给的额外奖励金。

“Uber eats 的奖励金才是挣钱的关键。” 于傲思透露,它分为每周奖励和区域奖励。每周奖励就是数量奖励,“一周送餐超过 15 次,Uber eats 会直接打给你 5000 日元(约 300 元人民币),超过 20 次是 8000 日元(约 480 元人民币),要是全职送,每周获得额外 2 万日元肯定没问题。” 区域奖励则是他们在东京都 23 个区里做活动,比如涉谷区的某天晚饭时间段突然有两倍收入加成。

于傲思称,靠着奖励金制度,他每个月都能赚到七八万日元到十几万日元不等,“我送的不算多,一周 20 单左右,算下来时薪差不多能有 100 元人民币,比在东京打工赚得更多(时薪约 1000 日元,约 60 元人民币),还不用交税。”

“免税” 也算是当外卖员的额外福利。于傲思说,不同于普通打工或是全职工作,uber 和外卖员签的并非雇佣合同,没有保险,而更像是一种 “Uber eats 外卖员合格证明”,因此就算赚钱达到了报税标准(年收入在 103 万日元、即 6.18 万元人民币以上),人们也可以保持沉默,“轻松避税”。

不过,于傲思的挣钱大计并没有持续太久。从 2019 年起,Uber 逐步启动外卖员审核机制,这年 4 月,他因工作签证到期而停止送外卖,等到签证更新以后,却被告知 “拥有工作签证的外国人已经无法注册成为外卖员。” 好在那时,他已经在一家房产公司找到了新工作。

在于傲思看来,Uber eats 在扩大日本市场后开始严格管理也算说得过去:“一开始他们简直是个人就要,后来听说有出现外国人违规打工的案例,审核政策就跟上了。”

一度松散的外卖员注册制度和非正规合同的确为 Uber eats 带来了不少麻烦。今年 6 月,日本警方将 Uber eats 日本公司的两名雇员告上法庭,理由是他们曾涉嫌雇佣两名滞留日本的越南人作为外卖员,而这违反了日本移民管制法。

8 月 25 日,Uber eats 宣布将终止持有留学签证、文化交流以及特定活动签证的外国人注册成为外卖员;对于现有的外国籍外卖员,会每 6 个月审核一次护照与签证信息。

回忆起曾经的 5 个月外卖员生活,于傲思庆幸遇到的客人都比较友好 —— 他曾在送餐途中撒过汤料和油,不过几乎都没被客人当面指责过,好评率也基本维持在 95 分以上,“最方便的食物还是麦当劳这种快餐,我不太喜欢送中餐,汤水和油太多了,哪怕固定好了也容易洒。”

“不稳定打工”

在日本,操作简单和高薪是绝大多数人投身外卖行业的主要原因,但不是所有人都像于傲思一样小赚了一笔。对于住在名古屋市的陆昕而言,最初做外卖员完全是因为灵活性。

2019 年夏天,陆昕的大学课程与日常活动变得零散而忙乱,即使即将进入暑假,她也很难找到整块的时间去打工。为了赚零花钱,22 岁的陆昕想到了送外卖:“时间比较自由,这样也不会耽误学校的安排。”

和于傲思的经历类似,陆昕找到了 Uber eats 在名古屋的办公点,用自己的自行车注册成为外卖员,并签了一份保证书,上面写着 “不违反交通规则” 的保证和 Uber eats 的紧急客服电话。

但很快,陆昕发现了这份工作的 “不自由” 之处:取餐成功后,app 会在谷歌地图上导航去往送餐地的路线,但这份导航往往并不靠谱。

“谷歌地图没有自行车路线,只能选择步行或者开车,不管是哪一个,对于骑自行车而言都不方便。” 陆昕记得,她经常因为导航而错过真正的捷径,“开车的路线是很危险的,因为你不能跟着机动车走,可如果是步行路线,它有可能给你导到天桥上,这一点很不合理。”

另外,东京的 “自行车送餐不超过五公里” 原则似乎在名古屋不起作用。陆昕表示,名古屋市本身不大 —— 不像东京那样可以分区,从而保证外卖员基本待在同一个区,在这里送外卖几乎得全市跑。她曾经拿到过好几次五六公里开外的订单,有一次甚至从市中心接单,一路往南十多公里,送到靠海的港口附近。

“我那次是晚上接的单,骑到一半才意识到自己怎么骑了这么远,但也没法要求取消订单了,只好硬着头送过去。” 陆昕说,“送到后已经 7 点多了,天全黑了,我自己也懵了,坐在路边想要怎么回家。骑车回去需要将近一个小时,继续接单的话指不定要去更远的地方。而且日本很多小路晚上都不开灯,我一个人也害怕遇到变态。于是我就给住在附近的朋友打电话,问能不能开车送我回去,结果人家没空。”

幸运的是,在海边徘徊了一阵后的陆昕接到了一个送往市中心的订单,“我骑回市中心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,送完那一单我赶紧就下线了,那天真的没有心情再做了,特别累。”

陆昕住在市中心,旁边是标志性的名古屋电视塔,每次送完外卖回家只要看到它,她就知道自己快到家了。

除了经常出现的远距离配送,名古屋的奖励金也不如东京丰厚。陆昕只在第一个月拿过每周奖励 —— 那天她一口气送了 10 单,赚了 4000 多日元,随后立马得到了 8000 元奖励金,“当时觉得充满了动力”。但是那次以后,她再也没得到过奖励金。

因为平时要去学校,陆昕通常只能在周末的下午送外卖,一般是从下午三点送到晚上八九点。然而,或许是骑车效率不高,她一个月也只能赚到七八万日元(约 3500~4800 元人民币)。在以往,她每月打工能赚到 10 万(约 6000 元人民币)

为了提高送餐效率多接单,陆昕闯过红灯:“日本人在市区开车也很快,所以挺不安全的,后来就不敢(闯)了。日本规定骑车不能戴耳机看手机,被警察抓到会被罚款,超速也会。而且要是出了交通事故 Uber eats 是不会负责的。”

虽然只做了 3 个月外卖员,陆昕遇到的突发状况却并不少:有坡太陡只能推车,推到一半低血糖发作,跑进便利店吃东西的情况;有骑到一大片墓地觉得害怕的时候;更有夏天送烤酸奶化了一点就被客人投诉的委屈。“我之前看网上说,希望大家多理解外卖员什么的,但我想既然做了这份工作,就要好好把食物完整送到,毕竟客人也花钱了。” 陆昕说。

夏天过去,陆昕回到了药妆店继续她时薪 1200 日元的常规打工 —— 这比她送外卖时 1000 日元的时薪要高,也更稳定。“我们这里送外卖有些不稳定,有时候一整天都没接到几单。打工的话,不管这一个小时怎么过,我都能拿到钱。” 但这段 “不稳定打工” 也让她觉得挺有趣,“我锻炼了身体,还把整个名古屋跑遍了。累的时候就停下来休息一下,能看到很多不同的风景。”

 

“自己雇佣自己”

相比陆昕的奔波劳累,波雷的送餐生涯似乎更为自由轻松。波雷住在京都,2019 年 7 月,刚刚成年的他经朋友介绍成为了 Uber eats 外卖员,开始了在日本的第一份零工。

和于傲思、陆昕的经历类似,波雷和 Uber eats 签下一份电子合同,他将其形容为 “自己雇佣自己”:“我和 Uber eats 不是雇佣关系,更像是平等的关系,Uber eats 提供平台,帮我联系餐厅和客人,我是自己给自己工作。”

在波雷看来,每一单的加成(即因餐厅、天气、客人地址不明等非外卖员因素导致的收入溢价)已经能让他赚不少钱了:“Uber eats 溢价还是很多的。有时候你到餐厅等了很久,或是路上骑了很久还没到都会给你加钱。晚高峰的时候一单会溢价 100 日元左右,恶劣天气和节假日也有。” 波雷告诉液态青年,他最多的一次在下雨天一单多了 300 日元。

虽然已经做了两年外卖员,但波雷的送餐次数并不多:“我是心血来潮会去送,有时候可能会一周送两三天、三四天,有时候一个月可能只做一次。认真做的话,时薪大概在 1600 日元。”

波雷的佛系态度,或许还来源于 Uber eats 的 “出事不扣钱” 制度,即无论迟到、食物洒出,外卖员都能拿到那一单的收入,唯一受影响的是外卖员的好评率。据波雷介绍,Uber eats 采取 100 分倒扣制度,收到客人差评时会被扣分,分数低于 80 分可能会在几天内被停止派单,更低可能会被剥夺资格,但这都不会影响外卖员的收入。

波雷说,他的好评率一直维持在 97 分左右,最低到过 91 分。差评有时来得莫名其妙:“有一次送过去客人一开门,我就看到对方一脸很不好的表情,可能是他当天心情不好,觉得我来得晚,给打了差评。”

新冠疫情爆发后,为防止病毒传播,Uber eats 推出了无接触配送,外卖员会将食物放在家门口或是指定地方,再发消息通知客人取餐。这期间,波雷曾接过一个送到著名景点二条城附近的现金到付订单,客人的地址并不准确,还写了一堆备注。“那边都快到郊外了,客人给我写了一个完整的‘导航’,让我经过几条路,到什么地方,再左拐右拐找一栋房子,然后进院子,把餐放在蓝色自行车的车筐里。”

然而,当波雷来到院里的时候,这里既没有蓝色自行车,也没有现金。“我只好给客人打电话,结果他从房间里出来了,最后还是当面交付的。”

疫情期间,日本曾多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,许多餐厅关闭堂食,外卖业迅速发展,不少因新冠失业的日本人也加入送餐行业。在东京、大阪等大城市,抢单压力也逐渐增大。

“听说在东京,有些越南人、中亚人会一口气注册四五个外卖平台一起抢单。” 波雷说,京都的外国人相对少,竞争没那么激烈,他依旧保持了他的随缘节奏,也不太担心新冠感染:“大家都戴着口罩,而且大部分时间在路上,和人接触的时候就是进餐厅、递给顾客食物,距离没有很近就还好。不像便利店之类的打工,整天在密闭环境中接触那么多人,更容易感染。”

波雷喜欢这份工作的自由和轻松。相比于京都 900 日元左右的打工时薪,波雷显然更喜欢当一个自由且不富裕的外卖员。在 Uber eats 会大量溢价的下雨天,他一般都在家偷闲:“我遇到过每天都拼命送外卖的日本人,他们一个月能挣 80 万到 100 万日元(约合人民币 4.8~6 万元)左右。不过我还是更喜欢自由工作,没有强制性。”

“我要是今天缺钱了,就骑车出门送几单,这笔钱最后会成为我的晚餐。” 他开心地说。

来源:液态青年(ID:liquidyouth),作者:蕴酱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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